1937年8月，上海南站被日军轰炸后，留下的这张照片至今令人痛彻心扉，透过无声的照片，我们似乎能听到越来越虚弱的呼唤声，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悲痛。不知道他是否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他是否活了下来。
这就是真是的战争，不分老幼，也不分男女。
1938年9月14日，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大公报》公布一组数据：
“中国有7000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有10万以上，被掳掠的，至少15万以上；因敌人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和残废的，没有统计在里面。”
子弹不会智能识别妇孺，战争让儿童走开只是美好的臆想。在残暴的日军面前，中国人只有三条路可选，儿童也不例外——
第一，引颈待戮。
南京城里鬼子刺刀上挑起的婴儿；捂着被鬼子捅穿的肚子，牵着弟弟在死人堆里寻找父母的10岁小男孩……在侵略者眼中，没有成人孩子之分，只有一个个令其兽性大发的猎物。
第二，成为奴隶。
忘其祖，断其根，接受亲日、媚日的思想，把中华子孙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奴隶与帮凶。1974年3月，从印尼原始森林中走出日本兵中村辉夫，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战斗的日本兵，但他却不是日本人。
日本兵中村辉夫回到台岛
中村辉夫，本姓是李，原本是台岛原住民，在日据台岛时期改了这个日本名。像他这样改了日本名助纣为劣的还有高砂义勇队、“薰空挺队”的队员，而日军在征召7000人的高砂义勇队时，竟有40万原住民报名。不到三十年，他们已经忘记雾社事件中因抗击侵略者被日军制成木乃伊展览的父辈。
第三，学会坚强，学会奋起反抗。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水深火热的抗日烽火中，儿童团、童子军、孩子剧团……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这场全面的抗战，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手提红缨枪放哨的儿童团员
1938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会通过了儿童团的组织章程，规定了儿童团的宗旨任务，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尊敬抗战官和兵、帮助抗属来做事、学习生产不稍停。
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还开展了“五不运动”，即：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历经磨难的儿童更坚强。儿童团的作用却很容易被大人们忽略，认为他们是小打小闹，而今天这种认知还有市场。
参加射击训练的儿童团成员
事实上，小小儿童也能大有作为。
1938年到1939年一年期间，平山县儿童团给八路军送去鞋7394双，袜子749双，猪肉590斤，羊759只半，馒头1000斤、挂面50斤，还有核桃、柿子、粽子、柴等等。
1938年到1943年，北岳分区完县、唐县、曲阳三个县城的儿童团，共抓获汉奸90人，嫌疑犯432人。
1940年，江苏赣榆县朱都乡望仙河中村的儿童团成员霍维新在配合民兵送信中，在遭遇鬼子盘查时，趁敌人不注意，用手抠喉咙，继而引起呕吐，骗过了鬼子，成功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身着戎装的霍维新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在硝烟遍布的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为民族捐躯的王二小、刘胡兰。
行唐县上房村，儿童团团长张六子被活活烧死。
武乡县白家庄，13岁的李爱民被鬼子抓住，被刺刀顶着追问村民和藏粮的地方，李爱民坚决不说被敌人残忍杀害。
繁峙县六区谢子坪的三保子，为保守八路军藏身地的秘密，被鬼子扔下悬崖，没有吐露一个字。
安固县一个村学的课堂中，三个小学生面对鬼子的拷问，一个接一个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不知道。
在太行山麓、在济鲁平原、在江南水乡，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儿童们反抗的事迹。
列队歌唱的儿童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