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确实有很多疏漏之处，比如蜀汉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被写成了“夷三族”，但事实上魏延后人至今尚在，陈寿写错了魏延的籍贯，罗贯中先生也将错就错，弄出了一个三国时期没有的“义阳”，《益阳县志》记载：“汉前军师魏延者，益阳人也。《三国志》以为义阳，考《汉书·地理志》，是无名义阳者，必‘益’、‘义’音近形近之讹。”
在古代地名中，有阴阳二字的地名都跟山水有关，在山之北水之南曰阴，在山之南水之北曰阳。魏延的家乡在益水之北，故称益阳：“在益水之阳，当为县名。（东汉应劭）”“益水所经，水北曰阳，县以此名。（清朝周树荣）”
益阳在三国时期先后归长沙郡（原为长沙国，吴芮封地）、武陵郡、衡阳郡，辖区跟今天的益阳市差不多，而魏延的墓葬，一直保存到清朝光绪年间，他墓碑上的几个字，也是大有深意：“其墓在益阳对河魏家巷，其碑题‘汉前军师魏延之墓’。罗萃茂于清光绪时犹及见之，其证也惜旧志未载，今其碑已为土人扛出，另立古冢一碑，是以今无。萃茂深慎之，惧后此之无传，且无以正历史之讹，特重立之。属（邀请、委托，同嘱）邑人罗德源（广东候补知县）书其阴碑：‘嗟嗟此人，生则才不能用于当年，死则复含冤于地下，又不见谅于后世，天之厄之者亦云至矣！余故记其事于阴碑，以解千古之惑’。”
魏延的墓葬，在特殊时期被毁坏殆尽，而受演义小说影响，魏延风评一直不佳，所以他并不像关羽、张飞、赵云那样受后人尊敬，建庙立碑的事情还轮不到他。
确切的史料证明，魏延墓前是有两匹石马的，但那两匹石马是站着还是跪着，笔者没看到实物，不敢妄议，更有人说在魏延墓前跪着两个人或三个人，而那两三个人是谁，也是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魏延真的被蒋琬平反，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把诸葛亮的雕像摆在魏延的墓前。
魏延墓前有没有石雕跪像且放在一边，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如果魏延墓前真有石雕像，跪在那里的应该是谁？
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不管有没有石雕跪像，其中都绝不可能有诸葛亮——诸葛亮是千古忠臣良相的楷模，任何朝代的皇帝和官府，都不会允许有人如此贬低诸葛亮。而且魏延之死，可以说跟诸葛亮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诸葛亮还在，魏延根本就不会被杀。
魏延颇有关羽之风，但是诸葛亮对魏延一直是包容和重用的，魏延的受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中护军、征南将军、永昌亭侯赵云：“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刘备驾崩之后，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一人之手，魏延俨然成为蜀汉武将第一人，就是诸葛亮信任的结果，即使魏延嚣张跋扈，诸葛亮也舍不得处分他：“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诸葛亮对手下一文一武的勾心斗角很是头痛，但这两人只是掐架，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上面有诸葛亮镇场子，魏延和杨仪也不能肆无忌惮。
诸葛亮辞世，魏延和杨仪之间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管理者和调停人，而能同时给魏延和杨仪拉架的蒋琬（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后来也开始拉偏架了：“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杨仪是个大秘书出身的文官，自然很会拉帮结派，而魏延只是“善养士卒”，在关键时刻，一万个士卒的发言权，也不如蒋琬和董允一人，于是魏延悲剧了：“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
魏延未必没理，他只是不会讲理而已，结果宣传鼓动工作没做好，被杨仪等一帮文官甩过来的黑锅压死了，从此蜀汉也进入了文官掌兵权的时代：蒋琬原先是尚书郎、东曹掾、尚书令，费祎原先是中庶子、黄门侍郎、侍中，这两个人先后成了蜀汉大将军、大司马——从未有过战场经验，却成了蜀汉三军总司令，从那时候起，诸葛亮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略构想就泡汤了。
如果魏延尚在，那么他即使当不上大将军、大司马，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还是有望晋升的，但是这两个位置，却都给了外戚吴懿、吴班。
文官掌控军队，外戚势力渐长（一代国舅当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二代国舅张绍当了侍中、尚书仆射），宦官也开始干政，蜀汉在诸葛亮病逝，魏延被杀后，进入了“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的衰败期。
魏延被杀，不是诸葛亮的主意，而且他也无法预料和防范，杨魏之争，实际是蜀汉文官集团和功臣宿将矛盾不可调和的表现，而最后的胜利者，是以费祎蒋琬为首的文官集团。
诸葛亮跟魏延是荆州同乡，而且威望也足够，有诸葛亮在上面压制和保护，魏延的嚣张会有一定限度，别人也没权力和胆量对魏延下死手——兴复汉室需要能征惯战之将，诸葛亮根本就舍不得杀魏延。所以魏延在天有灵，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若诸葛丞相尚在，我定不会蒙此不白之冤！”
即使起魏延于地下，他也不会对诸葛亮心存怨恨，看过三国正史的魏延后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诸葛亮跪于魏延墓前”之说完全是恶意编造。如果一定要弄两个跪像放在魏延墓前，也应该是杨仪和马岱。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一生为刘备刘禅鞠躬尽瘁，以至于无暇栽培自己的子孙，以至于诸葛瞻忠诚有余能力不足，这也正显示了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如果诸葛亮的儿子有曹丕、司马师、司马昭之心之力，诸葛亮的一世英名岂不毁于一旦？
不管怎么说，魏延对诸葛亮也应该只有敬畏和感激，而魏延对刘备刘禅的忠诚，似乎也毋庸置疑：如果说魏延这辈子只服过一个人，那个人也只能是刘备，如果再加上一个，那就是诸葛亮。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真正脑后有反骨的不是魏延而是杨仪：“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事情到此水落石出，曾经力挺杨仪的费祎觉得事情不妙，就秘密报告了刘禅（祎密表其言）——公开处理，一大批文官的面皮须不好看，于是真有谋反之意的杨仪只是被免职而已。
被免职的杨仪还不罢休，于是上书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上书诽谤，辞指激切，估计是举报了一些同谋）”，费祎蒋琬等人只好将他抓起来，让他在狱中“自杀”了。
杨仪是自杀还是他杀，读者诸君当然也有怀疑：这个被魏延用小刀儿吓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文官，怎么忽然有胆量自尽了？
不管杨仪是罪有应得畏罪自尽，还是被原先的盟友下了药，都没有人去关心了，而杨魏之争，最后也没分出个是非曲直。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越来越多史学家认为魏延只是嚣张而非叛逆，而嚣张是武将的常态，有时候就是勇悍的一种表现而已，倒是那个能言善辩的杨仪，跟杨仪一唱一和恶整魏延的费祎、蒋琬、董允，其立场是否公正，都很值得怀疑：杨仪“吐露心声”，为啥对费祎直言不讳？
至于杀害魏延的马岱如何评价，笔者还是少说为佳，此人跟他堂兄马超，都有很多拥趸，说马超坑爹卖友，不读《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人是绝不肯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