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觉醒年代》，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革命先驱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这是极好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习惯于用上帝视角俯瞰历史，对待我们的革命先驱，喜欢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评头论足。真不知，这些人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前文中已经谈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每一步都是艰难的，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缓步前行的。
当时，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不但没有主动出卖过党的权益，而且为了党的利益进行了十分艰难的争斗。
觉醒年代剧照
抵制国共合作——
因为陈独秀很清楚，说是国共合作，实际就是要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之下，同时还附属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成了什么？岂不成为了双重马仔了吗？
其实，所谓的国共两党合作，实际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场“包办婚姻”。别说陈独秀不情愿，就连看似得了便宜的孙中山，对此事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所以，孙中山才会始终以高姿态，认为共产党参与国民党可以，但是应该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甚至提出“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由此可见，国民党自一开始就对共产党抱有一种敌对的心理。
由此来说，就算当年没有蒋介石炮制的“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孙中山也同样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将共产党“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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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一开始，陈独秀很快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历史自觉性，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应该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
对此，孙中山极为恼火，认为共产党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学会服从，而不是指手画脚。他甚至就此问题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后来，共产国际不得已，以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的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但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妥协。
1924年7月14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动派”。
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始终保持着清醒历史自觉，并且力主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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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就好比连队指导员和团政委的关系：你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
这就是当时我党的现状，也是陈独秀所处的环境。
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也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达到广州港，陈独秀请求共产国际将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苏共却以要全力支持北伐为由，拒绝了中共的要求。
抵制共产国际——
陈独秀是一个很强革命气节的共产党人，从此开始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援助。因为按他的想法，接受了苏共的经济援助，就等于变成了雇佣革命。
陈独秀倡导全体党员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认为“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
而此时的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你需要的我不会给你，但我要给你的你却不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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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给中共最为实在的援助就是建党经费。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所需经费都是依靠援助获得。
最初，共产国际给中共党员每人每年的经费是40元，到了1927年就变成了4元，而这点少的可怜的经费则体现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权和管辖权。
为此，陈独秀才断然拒绝这份根本就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象征性的经济援助，本意则是不想把党的权益廉价出卖给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强烈争执。
马林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则拍案而起，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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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革命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但经费问题毕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便是他花去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给商务印书馆打工当编辑，但这点薪水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无疑就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陈独秀自始至终都是不愿意将中国共产党依附于苏共的领导之下。
在这场争论中陈独秀说一不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样坚定而强势。马林极力想说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合作的好处，而陈独秀则始终是坚持这种合作的坏处更多。
马林的建议在遭到陈独秀的拒绝后，便动用了组织手段，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做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责令中共中央和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加干涉之下，陈独秀也只能服从。
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党，此时的陈独秀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却做不了中共自己的主。
这便是陈独秀当年的悲哀，也是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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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虽然仍然抱有对立的心态，但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也只能委曲求全。包括在“中山舰事件”后，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的右倾言论，同样是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而做出的。
只是，高高在上的共产国际不可能“犯错”，它即便是错了，那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执行上犯得错，而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这个锅他不背，又由谁来背呢？
陈独秀作为我党的革命先驱，自然也有很多事情做得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他确实已经尽其所能地做好了他该做的一切。
实际上，“二次革命论”才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原罪。可是平心而论，“二次革命论”虽然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他的这一思想难道不也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革命理念和主张吗？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对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者，立即就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并且能够完美领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所以，持这种观念者，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思想上是不成熟的，行为上也是吹毛求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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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观上虽与他“二次革命论”思想的根深蒂固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同时在客观上，共产国际及其国内一大批代表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才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重要因素。
另外，共产党在建设初期，理论准备不足，本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承受一定的挫折和失败，这本就是历史必然，而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这也自然就成为了他无法推卸的历史担当。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很多芸芸众生们，都对陈独秀等一批革命先驱不够尊重，对其进行口诛笔伐，认为他们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把中国革命领到正确的方向上，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之感。
其实，作为新时期灌着大量墨水长大的我们，通常都是在以一种十分幼稚而又可笑的上帝视角在审视着我们的革命先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事后诸葛亮。
这是不是很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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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要放在它的历史形态中去观察，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所以，当我们在以史为镜的时候，首先应该“放在所处在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所以，我们在评价自己的革命先驱的时候，不但要用历史的眼光，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