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左权报仇！抗战到底！”
1942年10月10日，河北涉县的莲花山下，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对聚集在一起的军民发表了讲话：“给烈士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一时之间，报仇的呼声响彻云霄，令大地同悲。
这个让军民铭记的烈士就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终年仅37岁。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的一户佃农家庭。
穷苦人的生活本来就不易，一岁半那年左权失去了父亲，家里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生活，他很早就开始帮助家里干活，即使这样也常常食不果腹，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幸亏有家族的叔伯们照顾，左权在7岁那年进入私塾，即使后来因为经济问题几度辍学，也总算是得到了知识启蒙。
17岁的左权在同族叔父等人的资助之下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县城里读书的时候，左权有机会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那个民族危亡国家衰落的年代，左权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萌生了改造社会的想法。1923年，左权和同学宋诗伦等人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他们在一起畅谈理想，研究学问，并积极的从事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左权经过慎重的思考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学背井离乡远赴广州，一同考入了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堂。
同年7月，左权和朋友创办了革命群众团体，名叫莲社。社团内以“三民主义，兵工政策”为宗旨。这充分的说明左权受到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深厚熏陶。莲，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更是左权绝不与腐败旧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表达。
由于国共第1次合作，共同建立了黄埔军校，左权所在的讲武堂被并入了黄埔军校第1期。在黄埔军校，他很快认识了风云人物——陈赓，并通过陈赓结识了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一次次交谈中，周恩来了解了左权的家庭情况和政治观点，鼓励他努力进步。
早在读书时代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左权，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他很快由三民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信仰。
1925年他正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为他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
左权
黄埔军校毕业后，左权先是留在军校担任教导员，后来又多次参加北伐。他在几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立下了不少功劳，此时的左权，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黄埔新星。
1925年组织上准备选送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前往莫斯科学习，左权名列其中。同年10月份，他和邓小平，俞秀松等人被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1期第7班。
在中山大学的两年中，左权一边认真地攻读俄语，一边努力地钻研各种必修的课程，成绩十分优秀。两年后他又转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进行深造。
左权对军事理论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只要是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他都一一阅读并且要用铅笔标出要点。因此每次考试时他都能够旁征博引，既深刻又形象地阐释出主旨意趣。
在苏联期间，左权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这为他以后发挥的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9月刚刚回国不久的左权从上海进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个月后，他被派去改编闽西的部队。原来的红12军、21军被合编为新红12军，左权被任命为军长。此时他才24岁。
毛泽东
左权的军事才能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研究了大量军事理论的左权也十分善于在实战中总结经验，不断的更新战术。毛主席就多次向他人夸赞：“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硬是两个杆子都行的将才！”
凡事总有两面，国外的学习经历带给左权学识和眼界上的增长，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1932年，左权被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错误的批判为“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者”，因此撤销了军长的职务，还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那段日子是左权人生的灰暗期之一。
不过，尽管遇到了曲折和坎坷，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这一点可以从他查看期间的举动中看出来。
《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数则》《苏联国内战争教训》《军语解释》等翻译和创作的作品都是左权在留党查看期间完成的。这些作品为提高中央苏区红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苏区开始第5次反围剿之后，因为左倾领导人的频频错误指挥，导致红军节节败退，建立起的红色政权危在旦夕。在这样的危难之际，毛泽东亲自提名要求重新启用左权。
奈何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不同意左权掌握兵权，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再三争取，左权最终出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作战参谋一职。
重新回到前线的左权，参与了军团作战指挥和师团长一起研究作战方案。左权提出：可以利用敌军不可一世，骄横轻敌的特点，再利用地形优势进行伏击。
他亲自到达前线，在群山峻岭中间仔细勘察地形，最终确定了伏击地点。轻敌冒进的敌军52师、59师果然先后钻进了预设的口袋中，我军一举歼灭了两个师，并且活捉了师长李明和陈时骥。这场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左权的军事才能，从此，他得以驰骋在各个战场。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担任前卫工作。
当红军突破敌人第2道封锁线，经过广东乐昌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军阀企图进行阻截。左权随即命令一个侦查连控制了九峰山的一些要紧的关隘，敌军之下，无法轻举妄动，确保了后续部队能够顺利的通过。
顺利通过广州以后，红军准备向贵州方向前进。作为前卫部队左权带领战士们率先到达了贵州施秉城。很快左权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林彪、聂荣臻未到达之前，施秉城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
前卫工作涉及到整个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左权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带领部队日夜兼程赶到贵州的剑河地区。到达剑河已经是傍晚了，侦查科科长刘忠考虑到天色较晚，行军疲惫就下令部队宿了营休息。
刘忠刚躺下，就被左权找了去。“施秉城的敌情还没有弄清楚，你们应该连夜出发，天亮之前占领施秉的东城。”左权顿了顿又说到：“首先去弄清楚情况，立即报告我，并找机会占领施秉。”
刘洲担心部队连日行军比较疲乏就请示左权“部队休息两小时再走，如何？”
“不行，要马上出发”左权严肃而又果断的指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有关全军行动的问题，不容更改。”
事实证明，在左权的正确判断之下，侦察连趁夜色顺利的攻占了施秉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等部队组成中国红军抗日先锋队，由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准备渡河东征。左权担任前敌总指挥部的成员，依然负责保卫工作。
（左一）左权
几个月后，左权被任命为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和聂荣臻一起率领部队参加了西征。
西征的时候战斗十分紧张，但是左权仍然善于利用战争的空隙，组织干部结合实战开展战斗检查会。其实就是战术总结会，因为左权早年的军事理论学习经历，他很善于从过往的战斗中总结出战术。
他和大家一同讨论战术，一起预测下一步战斗，经常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各种图，做出各种的假设。每次结束以后，左权总是信心十足地做出结论：“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他的作风很大的提高了士兵们的战斗情绪。
九一八事变之后，党中央一直提倡爱国不分先后，建议国民党放下矛盾一致抗日。尤其在瓦窑堡会议上。大量的讨论和强调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左权根据这些精神，在战斗过程中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每次在战斗中俘虏了对方的人和枪马物品，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他们。除此之外，左权还不断的向国民党军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士兵们打回老家去。
当时许多东北官兵对。一枪没放退出东北的行为，心怀愧疚，也遭受了来自各方各界的骂声。红军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更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左权的努力和促成下，红衣军团和东北骑兵师签订了停战协议。
从那以后东北军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开始与红军秘密交往，为表示他的诚意还送了红军一批军用物资。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军长驱直入，大片的国土相继的丢失，中华民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事变爆发了，第2天左权就和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要请缨杀敌。
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展开了第2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
中央领导在确定八路军副参谋长人选的时候发生了分歧。虽然之前的错误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但是左权身上的托派嫌疑依然没有得到正式的平反。
这一直是左权心中的一个心结，也对它造成了许多的影响。八路军总指挥部属于我军最高军事指挥部门，副参谋长的职位十分重要。有人因为左权身上的政治处分犹豫不决。
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锤定音，任命左权为八路军指挥部副参谋长，从此左权进入了我军最高指挥员的行列。
左权和其妻子
就在这一年，北平一个叫刘志兰的20岁姑娘，怀着满腔热血来到了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1939年，刘志兰跟随中央的巡视团来到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容貌俊丽，工作上也十分勤勤恳恳，不怕苦不怕累。这个既漂亮又工作出色的姑娘，自然很快引起了大量的注意。朱德的夫人康克青女士也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
1939年时，左权已经34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都十分关心她的婚姻，盼望他能够早日地成家。许多将军的夫人们也十分的热心帮他撮合姻缘。
康克青女士看着眼前这个女同志工作中的佼佼者，萌生了把它介绍给左权的念头。无巧不成书，当朱克清找到左权的时候，医疗才发现他早就注意到了刘志兰，并对她有着良好的印象。
康克清夫人一心想促成这场姻缘，却又怕直接去说太过唐突。思前想后，便邀请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去说媒。
蒲安修与刘志兰从小学起就是同学，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同在妇委会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姻缘，刘志兰毫无思想准备，有些手足无措，更何况对方又是八路军的高级长官，只能称考虑考虑。
朱德总司令听说后，也加入了说媒的行列，给刘志兰介绍左权的优点：“人品好，文武双全”。
几个月后，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结了婚。作为一个指挥官需要常常处在第一线，左权考虑到妻子的安全与不便，只能分离两地。
在后来的岁月，左权和妻子只能通过鸿雁传书，表达思念和关切之情。直到牺牲前，刘志兰一共收到了丈夫的12封书信。新婚没多久的他们也许想着胜利后的相见，却不曾想战争的残酷让他们再也见不到了。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署名发出了上报中央军委下达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8月20日晚上，八路军全线发起了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的最高指挥所里，左权正在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伟大的战役计划当中，他住所的墙上被大量的军用地图盖得严严实实。
除了将整个战役的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条，左权还要亲自到前线战场指挥作战。在反击敌人对根据地实施的疯狂报复中，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成4路，将日军的36师冈崎大队500余人，团团包围。
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非常近。有一次，他正在阅读作战参谋送来情报，敌军的飞机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炸后的强大气浪把指挥所的古庙庙顶掀掉一角。
形势非常危急，警卫员建议指挥所后撤。左权不顾安危，大声命令：“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
这样的气魄和勇气，极大的鼓舞了士气，结果全歼日本冈崎大队。
百团大战取得了累累战果，而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也因此被解职回国。为了挽回局势，日本派遣了号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深知八路军在华北如此厉害，主要是有一个坚强的指挥机构——八路军总部。
于是日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不断的扫荡，并且制定了以摧毁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为目标的C号作战计划。
在一次扫荡被粉碎之后，1942年5月，日军倾巢出动，调集了8万余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除此之外，冈村宁次还阴险毒辣的派遣了两支特工队化装成八路军深入太行根据地地区搜集情报，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首脑一网打尽。
日军大规模的调动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警惕，彭德怀和左权分析了获得的情报之后，一致认为此次日军行动不同以往，非常大的可能是为了合围八路军总部，所以果断的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入外线进行反扫荡作战，总部也立即的准备转移。
这次转移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困难，八路军总部机构非常庞大，而且非战斗人员很多。随总部行动的战斗部队，只有总司令部的警卫连和野战政治部的政卫连，后勤的保卫连。三个连要掩护数千的人马突围，如果没有精心组织和策划是难以达到的。
左权立刻召开了各单位领导和战斗部队领导的作战会议，详细下达了作战任务。
5月23日凌晨，总部和各部门从各自驻地出发，逐步汇成了几千人马的一股大军，缓慢的行动在深山河谷之中，到天亮才行进了20余里。
这样缓慢的速度让左权非常担忧。前方的情报不断的送上来，日军在继续地增兵，辽县的日军已经出动，而总部的特务团虽然已经按照左权的部署出动，电台却暂时联络不上。
左权未雨绸缪，决定命令作战参谋带领一名战士，给特务团送达命令。
24日的晚上，部队继续向东转移，大队的人马在崎岖的山路上摸黑行进，此时他们已经到达山西省的辽县。没有找到特务团的参谋，回到了总部，向左权报告了他们在归队的路上发现了日军的马蹄印的情况。
彭德怀和左权感到日军已经围了上来，只能立即实施突围才能摆脱这个不利的局面。
从23日到25日，左权几乎没有合过眼，两个眼睛布满了血丝。还没有等他打个盹，敌机发现了总部的行踪，在部队上面盘旋。
经过紧急商议，左权和彭德怀决定分路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其他单位由罗瑞卿带领突围，总部参谋人员分散到各突围队伍当中。
四五架敌机轮番地进行轰炸和扫射，队伍不免有些惊慌恐乱，左权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向十字岭攀登。敌人发现了十字岭是总部突围的必经之路，因此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对准十字岭猛攻。
十字岭上硝烟弥漫，人声、马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局面非常险恶。马匹因为惊慌四处乱跑，被射杀了不少，许多物资也散落在山坡上，整个组织都被打乱了。
左权依然挺立高喊：“同志们快冲啊，冲出去就是胜利。”在慌乱之中，左权屹立不倒给了许多人信心和方向，许多人顺着指挥的方向冲了过去，突出了重围。
眼看太阳已经西斜，还有一些人被困在山坳里，左权非常着急，警卫连连长多次催促撤兵，都被他拒绝了。
“只有所有同志突出去了，警卫连才能后撤。有一个同志没有出去，就不能撤。”
战士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左权将军的遗言。敌军也许不知道左权的身份，但是可以判断出他是一名指挥官。
一发炮弹打过来，左权大喊“扑倒”，却再也没有起来。党校的几名学生发现左权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上前一看，他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无论几个学生怎么呼喊，左权都无法再回应了。
最后，他们将左参谋长的遗体放置在灌木丛中，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中撤退了。
彭德怀突出重围后，来到了距离十字岭10余里的村庄里。按照之前的约定，彭总在这里等候左权。他却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左权牺牲的消息。当他接过那支熟悉的左轮手枪时，两行热泪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只能仰天长啸，感叹自己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国家从此失去了一名良将。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独坐在院子里眼含泪水，表情凝重。他告诉身边的人：前不久还接到左权的申诉信，他之前的问题正要准备解决，可是他却
十余年来，左权一直是“戴罪”作战，他心中的委屈是难以言说的。他忍受着痛苦建功立业，这样每一个知情人都心疼不已。
更让毛主席和生者痛心的是，左权死后几天才得以掩埋。谁料日军杀了个回马枪，左权的坟墓被挖开拍照，在日军的报纸上大肆炫耀。
另一方面来说，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的殉国震惊一时。
毛主席和中央作出了决定，除了要好好安葬左权之外，党内的所有宣传工具都要大力宣传左权将军的英雄精神。
1942年，八路军总部在河北莲花山下选择了一块风景秀丽的地方安葬了左权，彭德怀司令亲自撰写了墓志。
后来，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用来纪念这位英年牺牲的将军。左权县的百姓心中十分敬仰这位首长，在当地还流传着《左权将军之歌》被代代传唱。
1946年刚刚解放的时候，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要建立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烈士陵园。
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下令所有入湘部队都要到左权的家乡看望他的母亲。这位坚强的老人，时隔17年才知道自己思念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左权县
建国后，因为各地掀起反对个人主义的浪潮，左权县的领导打算撤销左权县的名字。
革命老区的群众不忍心左权县改名，就四处奔走，向政府建议。毛主席得知以后，颁下命令：准许左权县保留。
从那以后，左权县一直延续了下去，也在没有人提出更改。左权的英雄故事也在那里一代代的广为流传，成为每一个左权县人民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