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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玄武门之变真实情况)

  “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以上这句话,是《旧唐书》之中对李世民的评价。而有着如此评价的李世民,又为何要掀起武德九年(626)年的那一场弑兄囚父的玄武门之变呢?其实若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将目光移回到隋朝末年,那一场大乱世之中去。

真实的玄武门之变: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政变,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一、李渊起义的起因

  根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主流的史书说法,公元617年的晋阳起兵也就是太原起兵,其实是李世民一手谋划的,在战争中李世民也是同样厥功甚伟。那时因为隋炀帝的滥用民力、疏远忠臣、不理朝政。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而李世民也再次看到了机会,于是在李渊当太守的晋阳:

  “密招豪友,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倾财赈施,卑身下士”。

真实的玄武门之变: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政变,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和晋阳宫副监斐寂便是李世民招来的好友。三人共同商讨起兵之计,而当时李渊是为太原太守,手中有兵。三人计划好起兵大计之后又怕李渊优柔寡断,没有魄力不答应起兵,于是便想直接逼李渊起兵。

  于是到了三人约好逼迫李渊的那天,向来阴险狠辣的斐寂没有好言劝说,而是直接将李渊请到了晋阳宫之中喝酒,然后乘机将李渊给灌醉。而作为晋阳宫副宫监的斐寂管理着一众宫女,而这些宫女从名义上来说是属于皇上隋炀帝的,而非是宫监李渊或者副宫监斐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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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寂的劝说计划便是将李渊给灌醉,之后让宫女和李渊发生关系,这样一来。李渊碰了皇帝的女人,这便是杀头的大罪。果不其然,李渊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和宫女在一张床上,大呼不妙。这时候斐寂就利用这件事来威逼李渊,而李渊也深知此时别无他法,只得起义。

  当然以上的故事只不过是野史逸文,起义的过程到底是否如此,我们也不知真假。但是李渊的起义,是因李世民看到了时机而成的,却是铁板钉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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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神李世民,为李渊攻打天下

  既然话题已经谈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在李家攻打天下时,李世民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唐朝的大半个江山都是李世民打下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面感受一下,李世民的军事能力到底有多强。

  浅水原之战:在公元前618年,李世民率军对当时的陇西割据势力薛举和父子二人的作战,从二人手里夺下陇西,除去了西面的一大威胁势力。这一战李世民采用的是后发制敌,知道薛举粮草不多而且士兵十分劳累,补给不足。所以双方对战六十余天,最后耗到了薛举粮食都吃完了,没有了粮食,薛举这边自然也就漏洞百出,而后在时机成熟之后一举将薛举击溃,夺下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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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牢关之战:在击溃薛举之后,中原地区只剩下、唐、郑、夏三足鼎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李渊决定进攻窦建德的夏和王世充的郑。而在夏、和郑之间,李渊决定先攻击较弱的王世充,于是任李世民为总指挥进攻王世充。

  之后王世充眼看打不过唐军,于是就和窦建德联合一起抵抗唐。而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王世充和窦建德要联合,当即决定进入虎牢关阻挡两人汇合。最后在李世明强大的军事能力和兵强马壮的唐军践踏之下,窦建德溃败,最后在长安被杀。

真实的玄武门之变: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政变,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最后王世充自知不敌唐军,率太子群臣降唐。到这里,唐朝完成了建国最重要的一步,而在这次战争之中,李世民更是将计谋、才智和军事能力发挥极致,这也是李世明至关重要的一次战争。后面还有彻底稳固唐朝根基的洛水一战。

  从上面两次战争就可以简单地了解到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的功绩,可以说是盖压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是在建国之后,李渊却是立李建成为太子,甚至还暗中扶持李建成对抗李世民。即使是亲生父亲,这样的委屈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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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李渊

  曾在李渊打天下的时候,李渊曾亲口承认事成之后,当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在《资治通鉴》之中也有记载:

  “ 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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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渊为何立李建成为太子,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说李建成为嫡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因立李建成为太子,这点是没错。但是天下是李世民给李渊打下来的,从起兵反隋再到平定天下,建立唐朝。李世民的功劳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那为何李渊还要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立李建成为太子,而不是改立李世民为太子?

  若是一开始能立李世民为太子,以李世民的谋略和能力,玄武门之变就不会出现,大唐也会提前进入“贞观之治。”甚至在立李建成为太子之后,李世民凭借能力和在军中的威信与太子李建成分庭抗礼,而李渊又暗中扶持李建成对抗李世民,最后才有了李世民为求自保,发动玄武门之变。

真实的玄武门之变: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政变,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

小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玄武门之变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李渊的决策失误。而这一观点并不是作者个人臆想,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记载: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