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中国古典诗词总少不了风花雪月，与庄严肃穆的法律似乎离得很远。其实，法律在诗词中从未缺席，而大多数著名的诗人也往往在朝廷中有着“公职身份”，于是诗中除去儿女情长，自然也少不了案牍劳形。而在“民刑不分、诸法一体”的古代，这些诗词内容，自然与法律相关了。
从某个层面来看，中国古代的法律大多是刑法。多情的诗词与酷凛的法律相遇，真的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吗？的确，诗人亦是儒生，一旦儒生与法律相遇，大多是“犯了王法”，基本上不是入狱便是贬谪。不过正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美学观点那样，正是因为诗人们与法律的相遇往往是悲剧，反而让诗词在这种相遇中完成了升华，从而造就出一首接一首的绝代佳作。
欧阳修不仅是诗人，还是位“大人”哦
诗法之战：君王法制下的观兴群怨
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曾在《五蠹》写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前五个字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的确是再恰当不过。儒士除了忠君爱国之外，有着自身关于修齐治平的信仰与抱负，一旦这一价值取向与君王的专制相左，儒士常常不愿屈服强权，于是“诗法之战”便爆发了。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诗人为守法律而违背君王，还是诗人违背了君王的法律呢？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君主的命令可以分为“旨”、“诏”、“制”、“敕”、“谕”，与国家正式颁布的律法是不是一样的，《史记》中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记载正是此意。然而同样是《史记》，又有“天下之本无小大皆决于上”的语句，这里的“上”指的是秦始皇，由此看来皇帝又是可以凌驾于法律，或者说皇帝的旨意本身便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诗法之战”很难从根本上对其定性，却很容易寻找其外在特征。
这种特征便是《论语》中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唐宋诗人对法律的“战斗”基本不触及帝制的根本，而多揭发抨击法制的腐败，而这种不谈主义谈问题的态度则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诗法之战”。
《论语》是多少读书人的支柱
最常见的当然是对司法官员腐败、专横的鞭笞。比如白居易的《歌舞》：“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最后两句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杜诗写的是贫富差距，白诗的“秋官”和“廷尉”则直指司法官员。秋官本为《周礼》官名，后世用以代指刑部的官员，唐朝一度还将刑部为秋官；廷尉为秦置，掌刑狱，秦汉至北齐一直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这两个官名一出，诗的指向性就明显了，盛世之下司法腐败的现状也便揭露无疑。
身为朝廷命官的“秋官”和“廷尉”这般飞扬跋扈，小到狱卒这样的小吏也不少祸害司法的蛀虫。晚唐著名诗人曹邺曾有《奉命齐州推事毕寄本府尚书》一诗，其中对基层司法之恶行有着清晰的洞察：“州民言刺史，蠹物甚于蝗。受命大执法，草草是行装……狱吏相对语，簿书堆满床。敲枷打锁声，终日在目旁。”
白居易
曹邺本身便供职于吏部，对司法现状尚难以接受，就更不用说无权无钱的平民百姓了。
曹邺所处的时代已经晚唐气象，司法腐败倒也正常。及至宋朝，商业极度发展，文人轻商的思想得到一定的抑制，于是文人笔下的诗句也渐渐与讼事相关。比如苏轼《寄刘孝叔》中的“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冯时行《隐甫圣可子仪同游宝莲分韵得郭字》中的“末俗竞芒忽，讼纸霜叶落”，甚至于陆海一度发出了“庭下讼诉如堵墙，案上文书海茫茫，酒酸朒冷不得尝，椎床大叫欲发狂。故人书来索文章，岂知吏责终岁忙”的“吐糟”。当然这一现象只集中发生于宋、明等民间经济繁荣的朝代，整体而言，诗与法律之间的“战”是主流，“和”是例外，毕竟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一句已经为后世儒士打下了基调，而对官员腐败的抨击永远“政治正确”。
苏轼
牢狱之灾：楚囚心里的豪情与忧愁
了解到诗与法——或者说是诗人与法律之间的“恩恩怨怨”，便不难理解诗人们在君王眼中是什么样的存在了。治国要用这些人，但这些人又太爱“挑刺”。遇到从谏如流的明君自然没问题，一旦君王脾气上来，诗人们自然没好果子吃。
自古诗人多傲骨、眼里揉不进沙是一方面，太过性情、缺乏政治手腕也是一方面。性情中人首先很难在勾心斗角的庙堂丛林中立足，其次纵然能够立足也不易明哲保身，于是诗人一旦做官，因为直言犯谏或是“政治不正确”而入狱的例子也便不少见。
李白
有唐一朝，著名诗人如骆宾王、李白、王维等“诗杰”、“诗仙”、“诗佛”们都没少受牢狱之灾的苦；两宋以文立国，但偏偏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当然，傲骨铮铮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会放过监狱这个明志的机会，铁窗之下，笔墨之中，依然佳句频出。
狱中诗当然少不了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宾王的诗辞采华胆，这首《在狱咏蝉》起笔便是典故。“西陆”可不是什么军事网站，指的是秋天，《隋书·天文志》里有“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之语。相对仗的，“南冠”指的是囚徒，用的是楚囚的典故，革命先烈恽代英也有“留得豪情作楚囚”，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南冠指的自然是他自己。西陆和南冠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在这里用得如此传神，可见牢狱也没能阻挡骆宾王浓浓的诗性。
骆宾王
与骆宾王同时期入狱的诗人还有一位叫沈佺期的。这个人比起骆宾王名气似乎要差些，但要是知道和他并称“沈宋”的那个“宋”就是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宋之问，就不难了解沈佺期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了。沈佺期自己因为受贿入过狱，但他写的《同狱者叹狱中无燕》却是为另一个入狱的同僚写的，首句便是“何许乘春燕，多知辨夏台。”“夏台”指的也是监狱，用的是桀囚汤于夏台的典故，用在这里分外凄凉。一段悲剧，在诗人口中，也依然古韵森森。
如果说骆宾王的狱中诗出名，那苏轼则是“诗案”出名。北宋发生了乌台诗案，苏轼因为写诗涉及“讥刺”圣上而受控下狱，年少气盛的苏轼在狱中第一次品尝到凄凉无助的滋味。《狱中寄子由》之二，便有一句“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其中的忐忑不安欲然于纸上，可丝毫不见其《赤壁赋》中豁然坦荡的影子。
杜甫
贬谪他乡：万里之行更多英雄风骨
除了入狱之外，诗人为官，也少不了贬谪。所谓贬谪，大抵指的是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古人忌讳“贬谪”二字，也有用“左除”或是“左迁”指代的，含义与贬谪相同。相比起入狱，诗人身上的贬谪之事简直是家常便饭，唐宋两朝对文人相对宽容，贬谪也算是皇帝对官员最温和的“逐客令”了。
因为司空见惯，诗人们对贬谪也颇为放得开，再加上一路还能暂时忘记眼前的名苟且去看看诗和远方，诗作反而可能落得豪迈。比如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其诗如惊风密雨，意蕴非常：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
柳宗元因为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而遭贬，这首诗便是贬谪期间写的。更有趣的是，这首诗被柳宗元用来送给四位友人，那四位友人跟柳宗元一样，也是因为“政治不正确”而遭贬谪，这其中还包括刘禹锡。当时被贬的名人有八位，合称“八司马”，不知者听起来可能还以为是“司马八达”之类的威风名号，命运有时的确有些黑色幽默。
柳宗元的诗已经够海阔连天了，韩愈的贬谪诗比他还猛烈。唐宪宗崇佛，韩愈反佛，挑着皇帝乐呵呵迎来佛骨舍利的时候怼上去一篇《谏迎佛骨表》，于是龙颜大怒立刻遭贬潮州吃牛肉火锅去了。一书获罪，贬谪千里之外，与柳宗元齐名的韩愈不含糊，提笔便写：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联本已极致，再加上韩愈忠言直谏的加成，这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更成了圣迹。清李光地颂其“《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诗配之”，韩愈泉下有知，必感欣慰。
唐朝疆域广阔，政治中心长安又位于地理位置的中心，一贬谪便常常会有“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的即视感。然而，史上最“牛”的贬谪“专业户”诗人却诞生在了领土保守的宋朝。对，就是那个“心似鹿”、“命如鸡”的苏轼。苏轼一生主要被贬过三次。第一次被贬至黄州，写了两首《寒食诗》。诗不出名，“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之句质朴无华，并非传世之作，但苏轼同时还是有宋一朝最著名的书法家。《寒食诗》写成了《寒食帖》，达到了苏轼书法生涯的最高峰，而这幅贴子也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仅次于《兰亭序》和《祭侄帖》。
王维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此时的苏轼已经身经百战了，心如止水，比起入狱之时其胸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在其诗作中已然没有愤慨之气，便如这首《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悠哉游哉，这样的苏轼你可喜欢？爱上惠州后，苏轼迎来了第三次贬谪，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儋州，也便是海南岛——这已经是宋朝地理上的极致了。而在此时，苏轼更已经大彻大悟，此心光明，夫复何言？他的贬谪诗也更为乐观积极：“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一首题为《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句不一定是历史上最大气的，但诗后的故事一定是历史上最豪迈的。
在下东坡，一个吃货
结语
除了入狱和贬谪，更近一步的便是死刑了。作诗讲究炼字，刑场之上不容多想，能屹立不倒喊出一声“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已是不易，更别说作诗了。出名的有文天祥，这位宋室忠臣临刑前写了两首七律，气势雄浑，其中“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淡路茫茫。”两联完全难以看出出自将死之人之手。与文天祥相对，奸相蔡京也有一首绝命词《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之句，倒也是情真意切。
值得一说的是，蔡京其实只是被贬至岭南，命中死于潭州，这首《西江月》便是死前不久所作。与苏轼一样，蔡京也是一代书法家，只是对生死的态度，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诗人与法律的相遇大多是悲剧。一方面，“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另一方面，“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法律锤炼着诗人，同时也给了诗人锤炼诗词的契机。我们希望法律的进化让诗人不再受苦，但同时又无法忘却诗词因苦难而沾染上了华光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