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罗隐三人并称三才子，三人都是同样的才华横溢，又都是同样的仕途坎坷。其中罗隐与李、温二人不同，由于年龄小了20岁，又是高寿去世，赶上了唐末五代乱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的灭亡。
遭逢乱世的才子罗隐，从一个落魄文人变成了割据浙江的钱缪集团核心成员之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唐历史的走向。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罗隐是唐文宗时生人，年轻时赶上了好时候，经历了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这段唐王朝最后的太平岁月前后二十年，为罗隐塑造人生观、世界观提供了正面养分，使罗隐对国家有认同感，这从唐王朝灭亡时罗隐的态度能够看出来。
当然，以罗隐之才，也能够从国家中兴、国力恢复背后看出一些问题，加上仕途坎坷，影响了罗隐的文风和为人处世态度，文章和诗作中多有对执政者的批评讽刺之意，这也是年轻的罗隐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
唐宣宗大中后期，不到30岁的罗隐离开家乡杭州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蹉跎十余年未能中第。
唐代科举非常看重考生平时的才名和人品，当然家世也是考官衡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罗隐家世一般，“初贫”，而且相貌丑陋，“貌古而陋”，虽然“诗名于天下”，但不足以在诸多家世显赫的知识分子群中脱颖而出。
《旧五代史》记载，唐僖宗初期宰相郑畋很欣赏罗隐，郑畋的女儿是个才女，也是罗隐的粉丝，每天都不断诵读罗隐的诗文。郑畋以为女儿对罗隐有意思，就请罗隐到自己府上，让女儿在帘子后面偷看。结果这女孩看了罗隐一眼之后，以后绝口不提罗隐的诗文，罗隐相貌丑陋至此。
另外，罗隐“长于咏史”，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无不借古喻今，像罗隐更是借古讽今，这样的知名人物难免会让当权者不痛快。未必是罗隐说的不对，而是不合时宜，上位者往往会给这样年纪轻轻还语言文字刻薄的人打上不成熟的标签。这种情况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并非晚唐政治生态的独有现象。
这段时间，罗隐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自嘲诗句。早时罗隐认识了一个伎女名叫云英，十年后二人再次相逢，云英说了一句，“罗秀才尚未脱白”，你怎么还没出仕脱去白衣？罗隐以诗回复，后两句是“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我没当官，你也没找到老实人嫁掉，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是不如别人的失败者。
类似的毒舌诗句还有不少，总之罗隐是个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人，对于无关之人来看可能是幽默，但对于被嘲讽的人来说就是讽刺挖苦。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罗隐去长安参加科考，一直到唐僖宗时期黄巢打入长安，差不多二十年时间，罗隐基本上都是在长安准备考试、参加考试、考试失败、继续准备考试的循环中渡过。
这二十年也是唐王朝政治生态恶化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唐懿宗时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国内又先后有裘甫、庞勋之乱，与南诏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长期战争，后来又有王仙芝、黄巢席卷天下，罗隐在长安这个唐王朝政治中心想必是体会深刻。
一直到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农民打进了长安城，连唐僖宗都逃走了，本来要去长安再试一把的罗隐自然就没了机会，一路东归准备回杭州老家，这时，罗隐已经47岁。
这二十年间，罗隐虽然名满天下，但仍然只是一个未出仕的落魄文人。《文献通考》记载，罗隐“从事诸镇皆无合，久之而归”，考试间歇，罗隐曾经在一些地方官手下任职，但都未能站住脚。
实际上这未必不是罗隐的幸运，如果在长安当一个小官，没准就在之后战乱中死在长安，当时朝廷官员在黄巢、藩镇军屠刀下可是死了不少，甚至在某个藩镇当幕僚也未必能保得自身平安。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之后数年，罗隐去向史书未见记载，有人说罗隐隐居在九华山，和一些道士朋友餐风饮露。这种隐居生活貌似高雅，但与世隔绝、生活不便，且安全上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或者是出于生活条件的考虑，或者是思乡情切，罗隐最后还是想回自己的杭州老家。
根据《旧五代史》记载，罗隐回杭州时钱缪“方得两浙”，也就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前后，罗隐又在外漂泊了七年之久，已经是个54岁的老人了。
罗隐不知道钱缪为人，就先试探性的先写了一封信，并在信末留下一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意思是问钱缪是不是会像当年黄祖不容弥衡一样不容自己，罗隐才名虽盛，但骂人的名声也不小。
钱缪是个人物，回了一句“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用汉末乱世王粲投奔刘表和孔子回家乡鲁国两个典故，表示了对罗隐的仰慕和欢迎，罗隐于是下定决心回杭州，进入了钱缪集团。
（襄阳仲宣楼）
罗隐在钱缪手下主要负责文字工作，包括向皇帝的奏疏表启等，相当于钱缪的文字秘书，史书和时人笔记中还留下几个小故事。
钱缪被唐王朝授官，要向朝廷上谢表，第一稿是其他人起草的，写的是浙江繁荣富裕。罗隐看后说这样会让朝中执政者产生贪念，会要求浙江增加上缴赋税。当时钱缪立足未稳，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风险。于是罗隐动手改写，其中两句“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写出了浙江经过战乱后人口锐减、荒凉冷清之色。这篇谢表一到长安，就有熟悉罗隐的人知道这是罗隐所写。
不久唐昭宗继位，罗隐写了一篇官样文章庆贺，“左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唐昭宗刚刚改名为李晔，晔字左半边为日，是姬昌的昌字一半；晔字右半边为华，虞舜名为重华。一句话拿两位古代圣贤帝王与唐昭宗相比，又被长安文人称为第一。
罗隐“性不喜军旅”，很少为钱缪征战四方出谋划策，但罗隐未必不懂军事。曾经一次，钱缪率众大臣巡视杭州防务，说了一句“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意思是城池坚固，外敌无法攻克。罗隐在旁边，慢吞吞的说了一句，“敌楼不若内向”。敌楼防外不防内，杭州一旦发生内乱这些防御设施都没有用处。果然，天复二年（902年，）杭州发生了武勇之乱，钱缪手下士兵兵变攻打杭州内城，叛乱持续数月，险些让钱缪政权崩溃，大家都说罗隐有先见之明。
（钱王射潮）
罗隐在唐王朝二十多年连个最低级的小官都没当上，在钱缪这里官位却越来越高，先后任职掌书记、节度判官、副使，钱缪还向朝廷上表给罗隐弄了一个司勋郎中的职位，正五品上。后来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推荐，罗隐又得了一个给事中的职位，也是正五品上，进入唐王朝高级官位行列。
朱温篡唐之后，如何选择是对钱缪集团所有人一个考验。钱缪虽然割据浙江，但没有足够的实力争霸天下，只能稳守一方以待时机，所以钱缪像当年孙权向曹魏称臣一样向朱温称臣，“吾岂失为孙仲谋邪！”
罗隐表示出不同意见，劝说钱缪起兵讨梁，“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
罗隐也知道浙江一地不足以与占据大半个中原的朱温抗衡，而且这时也不是钱缪集团出兵中原的最佳时机，所以话说的是有余地的。明确了朱温是叛臣贼子，投靠朱温最后会有一个糟糕的历史评价；反抗朱温算是为大唐尽了最后一点忠心，最大风险无非是维持现状。
罗隐前半生在唐王朝没受到过重用，钱缪一直以为罗隐会对此怀恨在心，但没想到在唐王朝灭亡的时候，罗隐竟然是唯一一个为大唐说话的人。
钱缪“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罗隐有此态度，自然不会接受朱温的官职。当时朱温给罗隐升官为从四品下谏议大夫，让罗隐到后梁为官，罗隐“不至”。都快八十岁的人了，不可能临死前再改换门庭投靠叛臣贼子。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罗隐在钱缪账下二十余年，一直到在杭州去世，始终是钱缪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可以说，钱缪政权能够存在并发展壮大，罗隐是有一定贡献的。尤其唐末五代乱世群雄中钱缪是评价较高的一个，守土安民，有功于浙江百姓。
罗隐人生的后三十年，是古代王朝末世知识分子挣扎求生的一个代表，宋人撰写的《北梦琐言》中说，罗隐“享寿考，温饱而卒”，生逢乱世，能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衣食无忧、最后死在床上就是最大的幸福。
王夫之对罗隐评价很高，在《读通鉴论》中拿罗隐与同时期的梁震、冯涓相提并论，说这三个士人“皆几于道矣”，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高明了，而是达到了“道”这个最高境界。梁震是十国之一南平的首席智囊，冯涓是十国之一前蜀的大臣，就像罗隐影响钱缪一样，二人对南平和前蜀两个割据政权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王夫之认为，知识分子身处乱世要自保其身，不能用自己的才华助纣为虐，更要保持心中一点坚持，“士之不幸，生乱世之末流，依于非所据之地，以保其身，直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在不害人的前提下，尽量影响当政者成为建设者而非破坏者。
还是罗隐自己诗中所说的透彻，“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遭逢乱世，即使英雄人物也要受到很多限制，何况毫无根基的落魄文人。罗隐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