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首创“皇帝”制度，在此之下又创立三公九卿的中央官职。“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代表的相权，与秦始皇代表的皇权，自此开始长达两千多年的较量。整体来说，皇权不断加强，相权受到削弱。这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必然，也是皇帝个人独裁的趋势。
一、助手变仇敌，复杂的情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设立宰相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自己处理政务。幅员辽阔、事务繁多，每天有太多事情需要处理，再强大的个人也需要一套高效运转的行政机构，丞相们也就应运而生。而为了避免一家独大，皇帝们又会分权制衡，相权就这样被人为地进行分割。
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于宇内。从秦代先祖手中接过基业的嬴政，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为了彪炳史册，嬴政认为自己功过“三皇五帝”，自称“皇帝”，他自己就是“始皇帝”，秦朝要传二世、三世乃至更多。创立新词后，秦始皇又把“制”和“诏”作为专用，其他平民百姓不得擅用。
只有皇帝能够自称“朕”，皇帝的“命曰制，令曰诏”，纵览全国的一切军政大权。皇帝之下，设有中央政权机构，由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统领。他们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然而，无论如何设置，最终的决断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从秦朝开始，历代的丞相职位无论如何变动，基本上沿袭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与丞相，皇权与相权，本该是统治阶级的他们，因为至高无上的权位，开始了一段暗流涌动的争夺。丞相们从皇帝的助手，转变成皇权的潜在威胁者；皇帝则从知人善任的最高领导，成为让人忌惮的“伴君如伴虎”。
二、高效运转，分权制衡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本该是高高在上的荣耀，却在与皇帝相处的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权位。在皇帝面前，宰相们从坐而论道到恭敬站立，再到最后的跪拜。从提出建设性意见，与皇帝共同议政，到“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一切的背后，是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汉承秦制，萧规曹随，在继承秦朝一系列制度的同时，又创造性地设立了刺史制度。虽然有汉初的封国问题，严重威胁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但是经过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汉武帝时期的推恩、酌金，又一次加强皇权。等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没有大的改变，直至再一次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次飞跃，仅仅从政治制度层面，就有三省六部制的重大变革。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统一于皇帝的掌控之下。而作为执行机构的六部，更是将行政效率直达每一个部门，责任到人。国家机器高速运转，皇帝居中指挥，一切井然有序。
三省六部制下，中书省自曹丕始设，到了隋唐时期，功能是总揽行政大权，帮助皇帝处理政务；门下省从皇帝的侍从机构，逐渐演变为权力的中枢机构。它的职能类似于御史大夫，负责审核诏令，有封驳之权。而尚书省则负责具体实施，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权由三省分割，相互制约，又互为掣肘。
三、从平等以待，到君臣之礼
纵观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相权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倒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成为困扰唐朝的两大毒瘤。为了遏制地方军事长官的权利，宋代又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但是对于文人们，宋代的皇帝们依旧不放心，这才有了宰相之外，又设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机构。
把相权一分为四，处处防备设界。参知政事，分宰相的行政权；枢密院，分宰相的军事权；三司，分管财政大权；御史台又负责监察驳回。尽管如此，宋代还是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宰相。如寇准、赵普、王安石、韩琦、司马光等人。同时，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也制约着皇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因此，整个宋朝尽管给人留下“积贫积弱”、处处挨打的印象，但是几乎没有出现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乱象。这与高超的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明清时期，皇权与相权的较量，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皇帝专制独裁到达最顶峰，甚至连丞相的职位都被取消，相权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
从元末农民起义中走来的朱元璋，甚至元朝丞相乱政的祸害，正是由于相权过大，导致皇权不稳，内乱丛生。因此，等到1380年的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丞相，以六部统领全国政务，直接对皇帝负责。虽说此后又出现了权威更高的内阁，但是大权还是在皇帝手中。等到清朝时期，就只剩跪着听旨，传抄圣意的军机大臣了。
后记
在封建王朝中，相权与皇权的大趋势就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以丞相为代表的权臣，则经历了坐而论政——站立议政——跪受笔录的过程，皇帝越来越高高在上，权利也越集中于一人之手。这样的情形下，封建社会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