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0-04-07 22:17·写乎作者：乔永胜
唐朝是诗的国度，唐诗是凝炼的国粹。诗人是国朝的偶像，而偶像中最受推崇的是白居易。
究其原因——
李白纵酒恣情，狂放不羁，但仕途壅滞，晚景凄凉，纵是背负“诗仙”盛誉，无奈文人用世，其志难学。
杜甫诗以言志，造诣超群，志趣虽高，生不逢时，纵是誉为“诗圣”，无奈字字泣血，其状难摹。
李贺才高命短，命运坎坷，好用诡谲，诗意阴森，“诗鬼”别称，已含哀怨，不是矢志诗歌，情迷文字，没必要搞的乖舛孤僻，卖弄玄虚。
孟郊、贾岛，凝神炼字，苦思力锤，严肃认真，把好端端的诗以言志，诗以抒情，弄的险成负累，“苦吟”若此，恍若“诗囚”。
由是看来，作诗的造化，还要既玩的直抒胸臆，又能赢得人间盛名最好。而把作诗把玩的恰当的才子中，白居易无疑拔得头筹，被后世誉为“诗魔”。
（一）诗与文人
白居易受捧，源于文人的几种心态。
一是文章做得好且官做的稳。
他6岁学诗，16岁时就以“野火烧不尽，春风春吹又生”的名句，博得大诗人顾况“有才如此，居亦何难！”的赞誉。
29岁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32岁任左拾遗。
以他44岁时遭贬为分水岭，白居易为官的前15年真是顺风顺水，一直在朝廷中枢工作，业余时间还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并写下了《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大量诗歌，这些讽喻诗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深重苦难，深刻揭露了权贵们的残暴、贪婪。
尽管权贵们气的切齿、变色，但却深得民间的喜爱、传诵。
二是仗义执言且敢作敢为。
一般文人做了官，渐渐就会在富贵安乐中精神缺钙，人也变得世故不堪，大多变成了“只磕头少说话”的主儿，明哲保身、避祸以远。
而白居易久居朝堂之上，却偏偏有时压不住自己的血往上涌。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后，白居易作为宫官，明知不能议论朝政，可还是率先上疏请求缉捕元凶，结果正中了嫉恨他的小人们的下怀，直落的被贬江州。
从此后，他的心尘埃落地，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
在杭州任上，他主持疏浚了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在西湖上筑堤，蓄水灌田，使百姓免受旱灾之苦。定居洛阳后，又出资开凿了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往来。
三是虽遭贬斥却矢志不移。
白居易不是个甘心沉沦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知道怎么舒解自己的愁绪。因此，他在被贬重返朝廷后，看到朝中大臣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又荒怠政治，不听劝谏，就再次请求外放。
这之后，他全身心致力于倡导诗歌改革，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与元稹一起开创了“新乐府体”诗风。
他的这种写实主义诗歌，不仅在唐朝影响深远，而且声名远播日本、朝鲜，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极大地推进了诗歌与民生相结合的道路。
白居易的这种官风、文风、作风，渐渐成了文人经世致用的典范，堪称唐代最伟大的诗人。
（二）诗、酒与女人
然而，文人的骨子里那些不安份的骚动，必定牵动着酒与女人。古代名士风流的标准是，只有把诗酒与女人都能玩的转，那才能进入偶像级的行列。
而白居易在这两方面，竟也颇多故事。
先说与酒的醇厚关系：白居易嗜酒成性，因酒得诗，佳话迭出。
白家几代为官，家境丰厚，有资财可供其买田制宅、酿酒娱乐。他在67岁时写的《醉吟先生传》中，以醉吟先生自喻说，每逢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就邀客前来，捧酒坛，开诗箧，抱丝竹，旁有僮妓侍奉，歌之舞之，请来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有时再乘兴到野外游玩，也是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上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据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
这个数字不能算少。
能在美酒丝竹、名流美文中逍遥人生，古今之中，能有几人？所以，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其家境贫困，不是能经常喝到美酒，与他喝酒的又都是些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难以真正的知心尽性。
这样看来，陶渊明与白居易的酒趣相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再来看看带给白居易名声的女人。
有人说，文字是不见血的刀。白乐天诗杀名妓关盼盼的一桩公案，却成了文人不可望其项背的又一故事。
关盼盼是徐州守帅张愔的小妾，此女多才多艺，深得文人雅士青睐。在张愔死后的十余年间,关盼盼独守燕子楼，拒绝了众多垂涎她风华美色的男人，这种忠贞不渝的品德赢得了时人的赞美。
但白先生却写诗说：“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那意思是说，关盼盼你若是真有情，为什么不去九泉之下陪伴张愔呢?万一将来你耐不住寂寞，岂不是毁了你十年的清誉?万万没想到的是，关盼盼见此诗后，竟然绝食而亡。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却让白居易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三）诗与人生
从此，白居易终于在心智上完全成熟了。
他告别了早期汲汲于功利的声色场，辞别了中期独善其身的寡合地，终于让自己的心灵沉寂于佛佗的敦化仁厚中。
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为他铸造了一座艺术的丰碑，而他的思想砺炼，却让人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养分。
引用一篇文章的观点，“自古文章为小道，到白居易这里，一种新的态度成熟了。对他来说，诗就是道，就是信心，就是归宿，用不着什么修齐治平。士人的使命，一直是治国安民，如不遵行这正道，便叫背离，虽然风雅，毕竟不是常规。而唐宋以后，文人与政治，可离可即，清则濯缨，浊则濯足，是谓从容，因为多了一条路。对那些诗才不及白居易万一的人来说，指望诗文名身，是没谱的事，不过信徒不必皆为圣徒，有信心就可以了。”
这话说得有些骄傲，但用白居易的成就说话，这理由说得过去。有人说他的诗俗，其实，文学的作用就是要通俗再通俗，才能化育众生，普适后世。我以为，白居易这个偶像当得起也够份量。
